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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家杂坛

红楼梦的作者不是曹雪芹(14)

时间:2016-2-12 12:32:55   作者:孙振魁   来源:网络转载   阅读:3440   评论:0
内容摘要:林伟功按:《红楼梦》一书烩炙人口,如今皆云作者是曹雪芹,其实早在乾隆时的文人程伟元为《红楼梦》(程甲本)作序称“《红楼梦》小说本名《石头记》,作者相传不一,究未知出自何人,惟书内记雪芹曹先生删改数过。”此说很明确几点:一者、“作者相传不一”;二者、曹雪芹只是删改者。后俞樾在《小浮...
 


红楼梦的作者不是曹雪芹

孙振魁

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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写在前面的话

一、“曹雪芹”是被创造出来的

二、《四松堂集》和脂批

三、解读《红楼梦》的“秘诀”

四、解读《红楼梦》的“秘诀”(续)

五、“女儿”国

六、“男子”汉

七、《红楼梦》不是作者的自叙传

八、“曹雪芹”与曹寅家族无缘

九、《红楼梦》成书过程

十、《红楼梦》成书过程(续)

十一、寻觅作者

十二、寻觅作者(续)

参考文献

十二、寻觅作者(续)

  一说寻觅作者,很多人立即就想起第一回中有:“作者自云……欲将已往所赖天恩祖德,锦衣纨绔之时,饫甘厌肥之日,背父兄教育之恩,负师友规训之德,以致今日一技无成、半生潦倒之罪,编述一集,以告天下。”

  胡适之以此认定:“这话说的何等明白!《红楼梦》明明是一部‘将真事隐去’的自叙的书。若作者是曹雪芹,那么,曹雪芹即是《红楼梦》开端时那个深自忏悔的‘我’!即是书里的甄贾(真假)两个宝玉的底本!”⑵

  胡先生上了作者的大当,他既不知道“此书表里皆有喻”,又过于相信《红楼梦》是实写。关于这一点,国学大师王国维非常有见底:“所谓亲见亲闻者,亦可自旁观者之口言之,未必躬为剧中之人物。如谓书中种种境遇种种人物非局中人不能道,则是《水浒传》之作者必为大盗,《三国演义》之作者必为兵家,此又大不然之说也。”⑶此话决不是批评胡适的,因为王国维的《红楼梦评论》比胡适的《红楼梦考证》早七年。但王国维不愧为国学大师,他能清醒地认识到“红楼梦》开端时那个深自忏悔的‘我’”是作者借他人之口言之,或者更准确地说,就是借书中主人公贾宝玉之口言之,与作者本人没有任何关系。而胡适非要把一个虚构的“子虚乌有”式的人物硬与作者联系起来,请问:要是作者真的“一技无成”,他还能写出《红楼梦》?看看此书你就知道:作者不仅不是一技无成,而是多技均成。只要悟出这一点,你就能跳出“作者=曹雪芹=甄贾宝玉”的怪圈。但胡先生从书中寻觅作者的方法则有可取之处,因为其他资料严重匮乏,从作品中去觅蛛丝肯定是一条不错的路子,咱们不妨也试试。

  第一回有:“空空道人因空见色,由色生情,传情入色,自色悟空,遂易名为情僧,改《石头记》为《情僧录》。吴玉峰题曰《红楼梦》。东鲁孔梅溪则题曰《风月宝鉴》。后因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,增删五次,纂成目录,分出章回,则题曰《金陵十二钗》。”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,得来全不费工夫,一下子跑出来四位有权决定书名的人。究竟哪位是作者?不妨问问他们。

  先说“吴玉峰”。此人比较好找,你只要把以下几个点联系起来就行:青埂峰、吴新登、林黛玉。这真有点儿风马牛不相及:莫非吴新登背着林黛玉私奔到青埂峰下去啦?那倒不是。青埂峰与吴玉峰的共同点是抛开“峰”字不论,只把着眼点放在“峰”前二字上。吴新登脂批“无星戥”,解决了“吴”字。林黛玉既是“女儿”国王,又是花王,前已有论。有人以为由“玉”扯到“林黛玉”似乎太牵强。那咱就说点儿近的:“玉”作偏旁就成“王”,如玫瑰、玲珑等;书中的人物也不少,如珍、琏、环、瑞。这么一说,“吴玉峰”就是无王峰,与青埂峰(清更峰)用意相同。正是这个吴玉峰目无清王朝,他才敢把《石头记》更名为《红楼梦》,想必“曹雪芹”和“脂砚斋”都没有这个胆量,故《红楼梦》一名在很长时期内被《石头记》所代理。

  次说“孔梅溪”。这个名字有点怪,三人中唯有此名前面冠以地名“东鲁”。东鲁原指春秋鲁国,因地处中原东部,故称东鲁。“孔梅溪”前加“东鲁”,表面义是强调真实性:孔子为东鲁人,孔梅溪为孔子之后,故称东鲁孔梅溪。其隐含义很有可能是为了悼念卢鲁生,因东鲁又指山东,“山”与“江”相对,“东”与“西”相反,故以山东指代江西。江西千总卢鲁生本想着用造假的方式阻止乾隆南巡,也算为百姓减轻点痛苦,谁知做事不密,身遭凌迟。这事就发生在甲戌本《脂砚斋重评石头记》问世的前三年,肯定对作者的刺激非常大。他读没读过卢鲁生伪造的奏折,会不会与卢有接触,甚至是不是朋友?这些都不清楚,但有一点可以肯定:他们都对清统治者极为不满,都是想借助文字予以反抗。想必卢鲁生决不是傻瓜,只是稍有不慎,露出破绽,惨遭凶祸。卢鲁生等人的血使作者大吃一惊,他不得不慎重考虑自身的安全。这么说来,“孔梅溪”当取谐音“恐霉气”。孔梅溪题的书名为《风月宝鉴》,真是“宝鉴”二字值千金:前车可鉴呐!

  推测作者与卢鲁生案有着某种联系,他的书室“杏斋”也是一旁证。有人又会提出两点质疑:其一,“曹雪芹”的书室当为“悼红轩”,借此悼念朱明王朝,怎么说是“杏斋”呢?其二,据畸笏叟批语,“杏斋”是人而不是书房。

  读《红楼梦》得学学孙、庞斗智,如果你按常规去思考,保准钻进作者的圈套中。比如“悼红轩”,很多人一看就把“红”与“朱”联系起来,认定《红楼梦》是在悼念朱明王朝。作者要是这么笨,不是轻易就被别人抓到小辫子啦?即使他本人隐藏得再深,想必这部《红楼梦》就不可能流传,他的心血就等于白费。所以,“悼红轩”仍是烟幕弹,其真实意图恰好相反:悼的不是朱明王朝,而是春、花、芳,即“女儿”,意在诅咒满清王朝末日的来临。关于“杏斋”,畸笏叟确实说过“芹溪、脂砚、杏斋诸子皆相继别去”之语,这个问题,不妨借用甲戌本上的一条眉批加以解释:“若云雪芹披阅增删,然则开卷至此这一篇楔子又系谁撰?足见作者之笔狡猾之甚。后文如此者不少。这正是作者用画家烟云模糊处,观者万不可被作者瞒蔽了去,方是巨眼。”有人以此证明脂砚意欲揭穿作者的小阴谋。若真这么想,你就看呆了。此批仍应出自作者之手,意在提醒你千万不要只看表面,重点着眼于文字的背后。明白了此意再去看“杏斋”,你就知道这也是“狡猾之甚”:因为杏斋在诸子中位列第三,足见他对《红楼梦》的贡献仅次于脂砚;可是,翻遍《红楼梦》及诸批,“杏斋”之名仅此一现,尚不如“梅溪”等人的“贡献”大,可见“杏斋”在畸笏心目中位置甚重而又不肯用作笔名,当是作者的书室名。至于此名的含义,可能有三:一是书斋前真有株杏树;二是作者、脂砚能为知己,真是三生有幸,故《红楼梦》中的木石缘就是在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结成的;三是当是记取一次大难侥幸得免,正如冯紫英所说的“大不幸之中又大幸”。这个不幸中的大幸,极可能与卢鲁生案有关联,因为全国读此伪奏折者甚多,作者即使与卢不相识,也不会放过传读的机会。正是这次大不幸之中又大幸,使作者牢牢记取教训,其书室命为“杏斋”,其书取名“宝鉴”。

  孙建设以为“东鲁孔梅溪”影射孔尚任。理由有八:其一,孔梅溪与孔尚任姓氏相同。其二,孔尚任自称“东鲁狂生”,而此处点出的数人中唯有“孔梅溪”前加“东鲁”。其三,孔尚任的代表作是《桃花扇》,可简称为《桃》戏;而“溪”谐音戏,“梅溪”就是《梅》戏或“美戏”。若用“梅”,取桃花与梅花的相似点;若用“美”,则表明《桃花扇》是戏曲中难得的优美者。其四,《红楼梦》与《桃花扇》的精神有相通之处。王国维曾说:“故吾国之文学中,其具厌世解脱之精神者,仅有《桃花扇》与《红楼梦》耳。”⑶一个“仅”字,表明二者不仅相通,而且独特。其五,《红楼梦》与《桃花扇》在正本前皆加“凡例”,这在其他文学作品中也是不多见的。其六,《红楼梦》与《桃花扇》都非常强调人物、情节的真实性。如孔尚任在《桃花扇凡例》中写道:“朝政得失,文人聚散,皆确考时地,全无假借。”而在《红楼梦》的“凡例”中,先来一通“作者自云”,把读者蒙得迷迷糊糊,以致大学者胡适都认为此书是作者的自叙传,是老老实实的描写。孔尚任为了证明剧作的真实性,曾专门作一篇《考据》,罗列大量的资料来证剧中每个故事甚至每一个场景的真实。《红楼梦》则通过脂砚加批,证明事件、人物的真实。两位作者为什么要这样做?就是他们都非常清楚自己的作品有很强的政治性,强调真实的意义在于着重表明自己只是老老实实地写作,若有不当,那是事实本身的问题,作者没有任何责任。可以这么说:依据孔尚任的《考据》,肯定能找到《桃花扇》中的其人其事;而凭“脂砚斋”批注的“嫡真实事”,绝对找不到任何实迹,这正是《红楼梦》作者的高明之处。其七,二著有多处相通点:一是在主题方面皆能直接或间接地揭露满清的残暴,哀痛国破家亡,歌颂正义、鼓励反抗。且不说《桃》剧竟敢歌颂抗清英雄史可法,就是侯方域和李香君,经过千难万险相见后说不尽的桃花扇,而张道士则将扇撕裂,痛斥二人:“阿呸!两个痴虫!你看国在那里?家在那里?君在那里?父在那里?偏是这点花月情根,割他不断么?”二是在人物的设置上,《桃》戏中有个张道士,《红楼梦》中也有个张道士,想必不是简单地巧合,而是《红楼梦》的作者对《桃》剧中张道士的敬重。三是“花月情根”在二著中看似都为大关键,其实都是为主题服务的“道具”而已,既以“情”掩“清”。四是李香君是金陵名姬,《金陵十二钗》与《风月宝鉴》的主要角色应当也是金陵名姬。其八,孔尚任于康熙五十七年(1718)去世,时年71岁;若《红楼梦》的作者去世时也与孔尚任年龄差不多的话,他们很可能有过交往或有师生之谊。由此孙建设推定:“东鲁孔梅溪”是作者依据孔尚任的姓氏、名号及其作品《桃花扇》假造出来的。

  三说“曹雪芹”。无论权威学者怎么说,“东鲁孔梅溪”就会明确告诉你:这决不是个真实人名。王国维更明确地认定“曹雪芹”就是“子虚乌有”。那么,此三字是什么意思?

  “曹”当有三意:其一,用作烟幕弹。如前所述,作者曾在南京长期居住,因此,他对曹寅家事相当了解。既然书中写了金陵甄家四次接驾,作者就干脆命那位“悼红轩”的先生姓“曹”,以便把众人的目光引向曹家。其二,用本义。许慎《说文解字》:“曹,狱两曹也。”段玉裁注:“两曹,今俗谓原告、被告也。”⒂有人说:段玉裁虽然与作者为同时代人,但不能证明作者就读过段的《说文解字注》呀。这有什么关系?段虽无注,想必作者同样也有如此理解,因为小篆“曹”字上为二“東”相并,指代两个面向东而立的人,因古代的司法官居东庭,原、被告当然得面东而立;其下为“曰”,就是审理、判决。若取其义,作者要审判谁?显然他是要审判满清统治者,他们残酷地屠杀无辜的百姓,理应得到正义的审判。作者有这个权力吗?从形式上看没有,从真理的角度看则有,他的同志取名“畸笏”,正为此意。其实,作者还真的做到了,一部《红楼梦》,就是历史判决书。其三,春秋邾国君主之姓。东鲁的南邻就是邾国,曹姓,周公把邾放在那里,是让它作为鲁的屏障来防御东夷人的。“邾”即“朱”与“邑”的合成字,若取此义,当为以“曹”代“朱”。这种可能性很大,因为“孔梅溪”特意点明是“东鲁”,与东鲁相邻的就是邾曹。无论是“东鲁”还是“曹”,都应当认为“表里皆有喻”;把二者一结合,就指向“邾”,这是“朱”姓之源。若从这一点看,作者极有可能为“朱”姓。

  “雪”是“水”遇寒而形成的固体物,前已说过:冰、雪均象征满清。当然,“雪”在文学作品中常被赋予美好之意,如黄宗羲的《七律•苍水》中有“两世雪交私不得”,这里的“雪交”就是指既纯洁又高尚的交情。苍水即张煌言,曾于1645年在绍兴拥立鲁王朱以海,树起反清的大旗。他在《七律•甲辰八月辞故里》中写道:“国破家亡欲何之?西子湖头有我师。日月双悬于氏墓,乾坤半壁岳家祠。”《红楼梦》中的“日月双悬照乾坤”就是由颔联化来。于氏指于谦,1449年的“土木之变”,50万蒙军挟持明英宗威逼北京,于谦率明军22万,以少胜多,取得北京保卫战的胜利。张苍水舍小家为大家,以于谦、岳飞为师,曾在《满江红•怀岳忠武》词中豪迈地写下“豪杰气吞白凤髓”。此句与岳飞的“壮志饥餐胡虏肉”意同,“白凤”对“胡虏”,指代满清;又可与“十二钗正册”上的那幅“凤栖冰山”画相对看,该画当受此句的启发,这也是“凤”代清王的又一力证。在艰难环境中张煌言苦战20年,于康熙三年(1664)被杀,得与岳飞、于谦并为西湖三杰,真正做到了“粉身碎骨全不顾,要留清白在人间”(于谦《石灰吟》)。

  “芹”有四义:一是植物名,常生在浅水或湿地里,又称水芹,此义可与“蓉桂竞芳”中的“蓉”相对看,均为“水草”。二是谦词,表微薄的心意。如第一回中甄士隐曾对贾化道:“邀兄到敝斋一饮,不知可纳芹意否?”三是指辛弃疾的《美芹十论》,是他向南宋皇帝献的伐金良策。作者对辛弃疾非常敬佩,看看辛的《水龙吟》你就知道:《红楼梦》的第一首标题诗“满纸荒唐言,一把辛酸泪!都云作者痴,谁解其中味?”就是从“把吴钩看了,栏干拍遍,无人会,登临意……倩何人,唤取红巾翠袖,揾英雄泪”中化来的。可能有人以为作者只有“辛酸泪”而无“英雄泪”,那你就看看第二十二回中宝钗说给宝玉的《鲁智深醉闹五台山》的戏文:“漫揾英雄泪,相离处士家。”仅此就足以表明作者对辛弃疾这首词的情深及二人的心灵相通,他对辛弃疾的敬重、崇拜也就不言而喻了。辛弃疾的《美芹十论》是讨伐女真的,作者的“芹意”也是为了对付女真,在这一点上,二人又是相通的。四是就“芹”字构造而言,是以“草”掩“斤”。斤为大斧子,是古代的主要兵器;“兵”就是上为“斤”,下为两手形,会双手持斤意。一个“芹”字就确定了《红楼梦》的性质:就是鼓动“男子”汉像汉高祖那样拿起“斤”推翻满清王朝,只是这个“斤”是掩盖在青青“草”之下的。

  三字组合,也有二义:其一,“曹”取审判,“雪”与“芹”均象征满清,合在一起就是对满清王朝的审判。其二,“曹”为朱义,“雪”为纯洁高尚,“芹”取辛弃弃的“美芹”意,三字的合义则为:《红楼梦》是姓“朱”的一位“男子汉”所奉献的一片纯洁的心意。作者的“美芹”就是“武力反清”,这与神示《白蛇记》、黛玉语“虎狼屯于阶陛尚谈因果”、宝钗思“人急造反”、湘云喊“卧榻之侧,岂许他人酣睡”、阿凤叫“拼着一身剐,敢把皇帝拉下马”及贾政讲的赤眉、黄巾杀恒王等内容正好相一致。不仅如此,就连四大家族的姓氏及贾府数代之名都被这一“美芹”所感染:前者贾王薛史即假王雪死,就是姓“雪”的那“假王”必定“死”去。后者贾府二公名源、演,即“水”字辈(满清);其子为代化、代善,即“代”字辈;其孙敬、赦、政,即“攴”字辈;曾孙轸、琏、珠、玉、环,即“玉”(王)字辈;玄孙蓉、兰,即“草”字辈。荣、宁两府以“王”字辈最盛,五兄弟之名恰好成为琏环珍珠玉,即“连环真诛王”,传说雍正被杀,作者或许期望清帝都不得好死吧!纵看五世为:清代(政),攴王草。这可分为两个阶段:前者就是满“清”入主中原,取“代”汉室“政”权;后者是期望男子汉拿起武器(攴即以手持鞭锤形)把满清“王”赶回“草”原去,这正可与张煌言的“豪杰气吞白凤髓”及孙中山的“驱逐鞑虏”相通。《红楼梦》奇就奇在表面满纸谈情,内里满是反清。因作者手法高超,瞒过了“女儿”的眼睛,谁知“男子”汉们也难解“其中味”,作者的“辛酸泪”真是白流了!

  后说“空空道人”。一看此名就会想起那位跛足道人,跟着癞和尚疯疯颠颠的,定是“子虚乌有”式的人物。但此道人不是彼道人,不可一概而论。就是那个跛足道人,与癞头和尚也大不相同:和尚为泊来品,道士为国产货;“风流冤孽造劫历世”当是和尚操纵的,道士闻知后只想超度几人;和尚连着宝玉、黛玉、宝钗,道士救出甄士隐、柳湘莲、并为贾天祥送去“风月宝鉴”;和尚号“茫茫大士”,道士名“渺渺真人”。道士既为“真人”,想必“空空道人”也并非真空,你看他,能“因空见色”,足见其视力不凡。这里的“色”并非仅指女色而应为有色世界,既与仙境相对的俗“世”。想必那块大石头上“空”无一字,但他却能从“青山如壁”的巨石上读出“世”情来,当然就是“因空见色”;这一读反倒给自己带来了麻烦:“世”情如此不堪,他不能不动心,这就是“由色生情”;感情强烈而不能抑制,也算是“凡心偶炽”吧,就想写点东西来影响世人,这当是“传情入色”;一方面想以“情”影响世人,另一方面世情又强烈地撞击着自己的心,使他不得不下决心抛弃一切,致力于“传情”,这当是“自色悟空”。所以,空空道人当是作者本人的真实写照,“因空见色,由色生情,传情入色,自色悟空”心理变化的几个阶段,《红楼梦》就是“二十年来辨是非”的结晶。可以这么推定:为了完成这部“宇宙之大著述”而又不连累家人,他可能自《风月宝鉴》的写作就隐身到一个偏僻的角落里去了,成了真正的“情僧”。

  综上得出三条推论:

  ㈠.作者有可能姓朱。

  ㈡.他崇拜张煌言,敬佩孔尚任,与江西千总卢鲁生案有一定联系。

  ㈢.他是一位敢于蔑视王权、具有强烈的反抗精神,同时又善于保护自己的人。

  除此之外,从文本中还能觅到作者的哪些信息?不妨依次列为:

  ㈣.擅长绘画。由第四十二回中宝钗谈画可证。

  ㈤.游历甚广。如第五十一回借助“薛小妹新编怀古诗”可知其游历南到交趾(越南),北至青冢(王昭君墓),踪迹几遍全国,但没有去过东北。

  ㈥.精通医术。第十回中贾珍曾说:“冯紫英因说起他有一个幼时从学的先生,姓张名友士,学问最渊博的,更兼医理极深,且能断人的生死。”张友士看病,就是与别人不一样,他不是先听病情,而是只一诊脉,不仅能说出病源、病状及预知其后果,甚至把其他医生怎么误诊的都说得明明白白,表明冯紫英的荐言并不虚妄。张友士的医术如何且不论,这足以证明作者“医理极深”。很多人都认为《红楼梦》写甄家四次接驾是炫耀曹家之盛,其实“张太医论病细穷源”才是作者真正想炫耀一下自己的知识渊博哩。

  有的学者认为此段文字背后隐藏着政治,如张友士曾对贾蓉说:“今年一冬是不相干的。总是过了春分,就可望全愈了。”前句连起秦、清、冰、雪,当然是不怕“冬”的;后句的注解正可用秦可卿梦别阿凤语:“三春去后诸芳尽,各自须寻各自门。”因秦氏为秦(清)的一支花,她就当死于三春之时。就是秦可卿生前也向王熙凤道:“任凭神仙也罢,治得病治不得命。”这正是无可奈何秦(清)将去,借用贾母的话:“神佛要这样,也只得罢了。”你看看《红楼梦》,是不是处处“草”下都藏着“斤”?

  ㈦.能诗善文,酷爱小说。石头与空空道人的一番对话,其间有条脂批:“放笔以情趣世人,并评倒多少传奇。文气淋漓,字句切实。”但他对《金瓶梅》和《水浒传》不仅不贬,反而赞誉。如第十三回在“此物恐非常人可享者,殓以上等杉木也就是了。”甲戌本有眉批:“写个个皆到,全无安逸之笔,深得《金瓶》壸奥。”再如第二十六回中写到袭人“细挑身材,容长脸面”时,甲戌本有侧批:“《水浒》文法用的恰,当是芸哥眼中也。”作者为什么独重此二书?《金瓶梅》把对社会的揭露借助“情”掩盖起来,《水浒》塑造一群敢于反抗的英雄形象。作者从中既汲取了丰富的艺术营养,又深受其思想的感染。

  ㈧.情钟“石头”。这里的“石头”,名为那块因无才补天而悲伤的顽石,实则指石头城,即南京。作者对南京情有独钟,证据有三:其一,甄与贾、隐于显的对立,其实就是汉与满的对立,石头城象征着汉,虽隐而岿然不动;长安象征着满,虽标榜“兆年不易”,实则风雨飘摇。其二,前《石头记》与《金陵十二钗》就应当是在南京写成的。其三,仅“至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,仍用《石头记》”一语,就透露出作者对南京的恋情。注意:这是甲戌本第一回正文中的一句话,位置在“谁解其中味”之下另行,“甲戌本”就是因它而得名的。稍一琢磨,你就会觉着此话非常奇怪:正文当为作者所写,刚写至此,他怎么就知道“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”?有人为之辩解:此句是脂砚抄阅时才写上去的,因稍有疏忽就写到正文中了。这种说法不成立:不论他写到哪里,脂砚批书用的是红墨,而且他手边就应当只有一种墨,总不会仅为写此条专门换墨吧?而作者则不同,他的手边可能就放着红、黑两种墨。再说,脂砚斋作为评书人,有权改变作者已经确定的书名吗?这样一想你就明白:此句定为作者所写,并由此可以推得:一,脂砚名下的很多批语确实是作者所为;二,书写此句时《红楼梦》的合成刚开始,而不是合成结束甚至增删五次;三,《脂砚斋重评石头记》是作者确定的书名;四,“重评”当为狡猾之笔,可能《红楼梦》上的脂批,就是从此时开始的。

  ㈨.作者的出生地很可能在豫南。这又会使很多人大为吃惊:凭什么这样说?有一点应该成为共识:作品中的方言对确定作者的长期生活地有着重要价值。既然如此,请语言学家们把《红楼梦》中的方言挑出来,看看哪个地方的方言使用率最高就行了。但有个因素要考虑:作者应该在南京呆过相当长的时间,不然就不会有《金陵十二钗》和情钟《石头记》,故南京应当是他的经常居住地;为传播作品考虑,他要把自己伪装成北京人,故北京方言也应不少。若某方言区的方言使用率盖过这两地,那里一定是他的成长地;若两京方言拔了尖,当与二地之外的最高者参酌确定。

  如果认为这一方法还算公平,不妨看看文本中的豫南方言:

  前儿、今儿与明儿:这里的三时点并不是与前天、今天、明天相对应,而是模糊的时间概念。如第七十二回中凤姐曾说:“前儿老太太生日……今儿外头也短住了,不知是谁的主意,搜寻上老太太了。明儿再过一年,各人搜寻到头面衣服,可就好了!”

  狭窄与窄狭:他处多说“狭窄”,此地偏说“窄狭”。如第一回中有:“巷内有个古庙,因地方窄狭,人皆呼作葫芦庙。”

  串与嘟噜:说葡萄等他处多用量词“串”,此地常用“嘟噜”。如第六十七回有:“这马蜂最可恶的,一嘟噜上只咬破三两个儿,那破的水滴到好的上头,连这一嘟噜都是要烂的。”

  膈肢与膈肢窝:膈肢就是一人把手伸进另一人的膈肢窝等处,使之痒得受不住。如第七十回有:“晴雯和麝月两个人按住温都里那膈肢呢。”

  嗙嗙:这不是简单的象声词,而是指晚辈与长辈强嘴。如第二十二回有:贾母亦笑道:“你婆婆也不敢强嘴,你和我嗙嗙的。”

  拾头:就是用头乱撞。如第六十回有:“芳官……便拾头打滚,泼哭泼闹起来。”

  没捆儿:就是说话不着边际,信口开河。如第六十六回中有:鲍二家笑道:“叫你又编了这混话,越发没了捆儿”。

  “努”不是努力:此地人说的“努”意为用力过度,而不是“努力”。如第七十五回有:贾母道:“且别贪力,仔细努伤。”

  “褒贬”不是褒贬:一般意义上的“褒贬”即褒与贬,此地的“褒贬”是无褒仅贬。如第五十四回中有:“咱们好歹别落了褒贬”。

  “出门”不只是出门:一般意义上的“出门”就是离开家几天,此地的“出门”还含有女儿出嫁意。如第七十一回中有李纨语:“难道他姊妹们都不出门的?”

  “老娘”不是老娘:一般意义上的“老娘”即老母亲,此地指母亲的母亲。如第七十四回中有:凤姐笑道:“你是司棋的老娘”。

  如果不懂方言,有些句子你会越读越糊涂。如第六十四回有:“麝月、秋纹、碧痕、紫绡等正在那里抓子儿赢瓜子儿呢。却是芳官输与晴雯,芳官不肯叫打,跑了出去。”

  句中的“抓子儿赢瓜子儿”怎么解?无论你懂不懂“抓子儿”,想必都能猜到它是女孩子们常玩的游戏;“赢瓜子儿”似乎更好懂:就是输者给赢者瓜子儿嘛。再往下看:芳官输了,不肯叫打,跑了。奇怪吧:赌的是“瓜子儿”,怎么又与“打”联系上啦?原来这个“瓜子儿”可不是食物,而是义近“耳刮子”,都是用掌打对方,只不过二者又有区别:“耳刮子”被打的部位是脸部,用力重,表达的是一种愤怒的惩罚;“瓜子儿”被打的部位是手掌,用力轻,多是孩子们的游戏。

  方言一时说不完。借助方言确定作者的出生地,这只是笔者的一个建议,是否妥当仅供参考。至于何地的方言使用率最高,有待于语言学家们作出最终的裁断。

  综上,基本上可以勾画出作者的轮廓:他出生于一个能念得起书的家庭,这一家很可能是豫南的朱家。作者聪明好学,知识渊博,能诗会画,精通医术,酷爱文学。主要以行医维生,可能还当过塾师(因为张友士是冯紫英幼时从学的先生,再说,有学问的人到权贵之家当塾师也是光彩的事,如贾化就是因黛玉而发迹的)。曾在南京长住,游迹几遍全国,常为达官豪门的贵宾(如书中的冯紫英、贾珍之类)。崇拜岳飞、辛弃疾、文天祥、顾炎武、张煌言等人的气节,渴望刘邦、朱元璋再生;深受《金瓶梅》、《水浒传》、《桃花扇》的感染。早期的作品为《石头记》和《金陵十二钗》。因江西卢鲁生案,不幸中有大幸,得以逃脱,由此对满清王朝有了更深刻的认识,决心隐身著书,以唤醒“多浑虫”,鼓动他们“拼着一身剐,敢把皇帝拉下马”。其间衣食无忧,只可惜《红楼梦》的合成工程尚未结束,他就于“壬午除夕”泪尽而逝!从知识、阅历及《红楼梦》的深广度推测,他去世时不会小于五十岁。若孙建设的推论成立,寻找的范围又将大大缩小。

  可能又有人质疑:你说的这些有证据吗?再说,“作者自云”他后半生“茅椽蓬牖,瓦灶绳床”,怎么能说他衣食无忧?笔者不得不再次说:那个“作者自云”模仿的是《红楼梦》中贾宝玉的口吻,对应的现实人物应是李煦、曹寅的儿孙们,他们是皇帝的奴才,倚仗着皇家的残羹废水养得肥肥的,却一技无成;若皇帝老儿卡断了他们的供给,这些人凭什么生存?而作者呢,汗毛尖上挂的都是才华,无论是行医还是当塾师,你看看贾珍对张友士、林如海对贾化的尊敬程度,还能饿得着他?就是这些都不干,抄本《红楼梦》就能卖数十金呐,他用得着像只乞怜犬那样跟着敦诚讨酒喝吗?

  再说证据。考证雪芹是曹寅的孙子及曹家末世复苏必得证据确凿;解读文本及依据常理作出推测,并不需要什么证据,或者说这本身就是证据。至于诸多解读孰近主旨,当由冷眼旁观者自去甄别。

  说到这里,不妨再作一推测:别说至今尚未查到曹頫有个儿子叫雪芹,就是真有其人,且又具备八斗之才,他也写不出《红楼梦》,因为曹家是皇帝的奴才。这正如鲁迅笔下的“奴才和傻子”⒄一样,奴才即使再委屈,也不敢有傻子的打破囚屋之举,因为他的血液中一半是奴,一半是忠;而能写出《红楼梦》的人必是智勇双全的斗士,这就是本质区别。退一步说,即使曹家对满清有仇,曹氏族人也写不出《红楼梦》,因为曹氏是家仇,他要表达的主题也不外乎这一点;而《红楼梦》表现的是国恨,所以才写得如此深刻。复家仇和雪国恨的明显区别还在于:家仇动用的是一家之力,国恨聚集的是一国之精。比如曹家,就算把族人的能力都集中起来,能不能写出《红楼梦》?

  毫无疑问,《红楼梦》是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奇书,不仅以前没有,以后也极难再有,因为它的产生必须同时具备三大要件:一,特殊的文字。要写出“表里皆有喻”,越深越奇这样的书,只有汉字能够承担得起,因为一个汉字自身就是一幅画,一首诗,一个哲理,其它文字无法与之相比。二,特定的背景。满清入主中原,具有外夷入侵、以从欺主、家人内讧三种性质,这样的社会环境本身就很特殊,加之汉民族具有深厚的文化内含,才为《红楼梦》的孕育提供适应的土壤。三,特异的人才。具备相应的条件,不等于奇迹必然发生,只有像《红楼梦》的作者那样,既有渊博的相对综合知识,又有强烈的忧国忧民责任感,同时还得具备敏锐的目光、高超的谋略、奇妙的艺术手法,才能催生一部伟大的《红楼梦》。

  曹家在被抄之前,肯定不会萌生半点反清的念头;被抄之后,须臾家败族散。远的不说,就以当了三十年苏州织造的李煦而论,康熙对他的宠信,决不次于曹寅,可以说,曹颙、曹頫能继任织造,主要是李煦的功劳。到雍正当国,两家都倒了大霉,而且罪名也相同。李煦被流放到乌拉(今黑龙江省境内),在曹頫狱中带枷时他就死去;曹家之后再无消息,想必曹頫的命运也好不到哪去。就算侥幸不死,他那位被假想出来的儿子也决不会具备写作《红楼梦》的素质。而雪国恨则不同,在人才和时空方面都具有无限性,从顾炎武、郑成功、夏完淳到孙中山、林觉民、秋瑾,无论男女老幼,鸿儒细民,只要是中华儿女,“天下兴亡,匹夫有责”,直至这个伟大的民族重新站立起来为止!所以,能写出《红楼梦》的人,定是炎黄的子孙;但是,要说他是曹寅的儿孙,请此派的领军人物扪心自问:这种可能性有多大?

  行文至此,突然从上海传来消息:灵学会费尽心机,没能找到曹雪芹先生,不得不请曹寅及其族人,经查,族中并没有名叫“雪芹”之人。接着,就请他们破解“一从二令三人木”之谜,曹寅及族人都大眼瞪小眼,开不得口。后来灵学会请到“畸笏叟”,他的回答是:“此语并非指阿凤而是指满汉关系,分前、中、后三个阶段:前者汉为主,满为附国,故有‘一从’;中者‘原外狼’入主中原,‘男子’汉沦为奴隶,故有‘二令’;后者‘男子’汉觉醒,把‘女儿’休了,故有‘三人木’。长安的‘女儿’只得跪在金陵的‘男子’汉面前乞求生路,故后句为‘哭向金陵事更哀’。此谜与真真国那个女孩子的诗是一脉相承的,这也是《红楼梦》的注脚:‘女儿’入红楼,梦想兆年不易,谁知竟是南柯一梦。”

  笔者是红学界外的小人物,本不想,其实也没有资格与谁争议什么,而是觉着一个“曹雪芹”不仅牵动着许多大学者的心,就是一国百姓甚至连小学生也是魂萦梦绕,因此就忍不住有此多舌,算是梦人梦语吧。如果你以为全是废话,鄙人向你道歉:对不起,耽误你的时间啦!要是有人觉着多少还有点可取之处,笔者不胜感激,并附带再说三点:

  ㈠.《红楼梦》与《义勇军进行曲》

  当中华民族遭受外敌入侵,中国处于生死存亡之际,《义勇军进行曲》应时而生。一曲悲歌,唤醒四亿昏沉沉的国民,万众一心,筑起新的长城;一声怒吼,使地球为之颤抖!《义勇军进行曲》作为《国歌》写入宪法,意在召唤着每一位公民:牢记耻辱,顽强拼搏,时时为捍卫国家和民族利益而献身!

  在作者生活的年代,那些忧国忧民的“男子”汉也都认为是“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”,而“多浑虫”们还在沉睡不醒,作者不得不变着法大喊:人急造反!穷疯了的人,要拼着一身剐,敢把皇帝拉下马!这正是中华民族精神!《红楼梦》是《国歌》的艺术化;作者和田汉,堪称中华民族之魂。

  ㈡.满清入主中原与日寇侵入中国

  这是个非常敏感的政治话题,很多人讳莫如深。但这都是历史上实实在在发生的大事,又回避不得。笔者以为:二者形似而质异。

  先说形似。日寇侵入中国,这肯定是民族矛盾,因此中华民族才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。满清入主中原呢?在时人看来也是民族矛盾,不然,就不会有孙中山的“驱除鞑虏,恢复中华”了。时至今日,满汉亲如一家,与其他兄弟民族共同构成中华民族。但是,任何人都没有权力令前人接受后人的观点,当时无论是满人还是汉人,都可能把满汉矛盾视为民族矛盾。

  次说质异。那句“一从二令三人木”就把满汉矛盾与中日矛盾从实质上区别开来:在满清入主中原前,汉满关系是主从关系,就算是主人与仆人吧,总的来说还算一家人;只是这个奴仆太猖狂,竟敢借助暴力手段,来个仆主倒置,这对作惯了主人的“男子”汉来说,肯定是不能接受的。而中日之间不具备这种主从关系,当然不能定性为内讧,而是强盗入室。一家人无论怎么闹内讧,强盗来了,就会携起手来共同对外。从这一点看,二者存在着本质的不同。

  有个问题值得深思:日本比女真强大得多,为什么日寇入侵遭到惨败而满清能在中国统治近三百年?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,但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有共产党的英明领导。享受着今日幸福生活的中国人,再次唱响《义勇军进行曲》,其目的就是激励自己,发奋图强,而不是要把昨天的仇恨移到今天的日本人身上;因为就在日寇入侵中国之时,中国人民就非常理智地把日本人民与侵略者区分开来,把日军普通将士与战争罪犯区分开来,日寇的侵略罪行均应由战争罪犯来承担。时至今日,更不会把这种仇恨移到日本人民身上。同样,满清统治者在中原也犯下了许多不可饶恕的罪行,这些罪责也只能由满清王朝承担,决不会因此而影响今天的满汉友谊。确定了这一前提,还有什么不可正视的?

  ㈢.中国,中华民族与华夏文化

  中国是个神奇的国度。在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,其他三国的文明早已源枯流绝,唯独古中国文明源远流长,为什么?这种神奇,就源于华夏文化。

  在夏朝前夕,已形成五大集团:中间的为华夏集团,四周分别为:南蛮、北狄、西羌、东夷。华夏集团的活动范围大约相当于今天的郑州市,方圆不过数百里,人口或许仅有数千,正是他们燃亮了华夏文明之光。华夏集团最先迈进奴隶制国家,因地处五大集团之中,故称中国。中国人把自己称作夏人。篆文“夏”上为頁,表人首;下为“夂”,象人足;两侧有双手形。一个“夏”字突出了中国人的特点:善动脑,勤动手,脚踏实地。“华”为木本之花,为万物的精英。以“华”饰“夏”,表明中国人是人类的精英。中国第一次大劫难来自东夷,他们灭夏后建立商朝。这场劫难导致奇迹首次出现:东夷人被华夏化,中国的疆域扩至东夷占领区。之后西羌的一支崛起,姬姜与夏后存遗国联合起来灭掉商朝,建立起周朝,奇迹再次发生:周人也被华夏化,中国的疆域扩至周朝统治的整个区域。再后来秦始皇完成大统一,中国的疆域北至长城,东、南均至大海。再后来,长城外的女真部落分为两大支、中间夹着蒙古先后闯入中国,同样均被华夏化,中国的疆域越过长城以北,形成今天拥有五十六位成员的中华民族大家庭。

  这又牵出四个问题:

  其一,“中国”的范围。不同的历史时期,中国的范围也不同,如最初的“中国”,就是夏人所占据的中原一小片;到了秦代,“中国”就扩展到秦王朝实际控制的疆域。就是同一时期,不同的人心目中的“中国”也有所不同,如清代,汉人所说的“中国”就是明王朝曾经统治过的区域;而满人所说的“中国”,则指清政府权力所及的范围。

  其二,中国与中原。随着中国范围的变化,中原的范围也在变。夏时的中原,其范围当与中国重合;到了春秋,二者基本上也重合,中国诸侯也时称中原诸侯,就是位于秦、楚、夷、狄之间的那部分;秦统一后,中原就被严严地裹在中国之内了;但郑成功诗中的“不信中原不姓朱”,此处的中原,并非仅指中原腹地,而是指明的疆域,即汉人心目中的“中国”。本文中的“中原”多用此义。

  其三,华夏人与中华民族。最初的华夏人就是夏人,故许慎释为:“夏,中国之人也。”⒃借用一句法律术语,华夏人就是具有中国国籍的公民。而中华民族就是中国境内的华夏人的集合体,不用说,这个集合体随着中国疆域的扩展也在不断增强壮大。正如“中国”的概念在同一时期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解释一样,他们对“中华民族”的理解亦然。仍如清代,汉人不会把满人视为“中华民族”的成员,故要立誓驱逐满夷;而统治者以为满人才是“中华民族”的核心。

  其四,神奇的“中国”与华夏文化。不论你信不信,中国由小到大,由弱变强,一路走来,一路神奇:她就像一位伟大的母亲,每遭一次劫难,就会催生一个婴儿,长成一个更加强大的新中国。世界上很多文明古国或一劫而亡,“中国”怎么遇劫而盛?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华夏文化的魅力,而华夏文化的精髓就是“汉字”。这种命名其实是不当的,汉字的起源固然很难考证,但是,至迟在夏代后期已经发展到基本成熟阶段,故应称之为“华文”或“中国字”比较确切。有人以为:汉字起源于商代中后期,夏代没有文字。这种观点是非常错误的。关于这个问题,笔者在《揭开炎黄神秘的面纱》、《汉字的命运》及《汉字中的华夏文明》中有较多的论述。

 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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